在八国联军侵华的那个时代，中国积贫积弱，东、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为了侵略中国，制造了各种针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标签，比如说中国人是“黄祸”（yellow peril），把中国说成像“蚯蚓”这样的“低等动物”，还有就是那顶叫“东亚病夫”的帽子。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你是低等野蛮的，我是高等文明的，我对你的所作所为天经地义。

在那个事代，中国人面对这些歧视的心态实际上很复杂的。说三种代表性的态度。

一、梁启超的“怼”

“怼”是今天人们熟悉的字眼儿，在梁先生那个时代用的是“驳”。

在近代史上，日本屡次侵略中国。而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列强的知识界中有不少人为了替侵略行为寻找合法性，就制造种族理论。“黄祸”论只是其中一个有名的，其它大大小小的还有很多。比如近代有一个叫做“内藤湖南”（也叫内藤虎次郎）的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曾经提出过一个说法，说中国如同蚯蚓，就算被列强割去再多领土，也不会觉得痛苦，因为蚯蚓是低等动物，感知不到痛苦。实际上，很久之前，东西方的“内藤们”还广泛散播中国及其文化已经老朽，丧失了自我更新的能力，行将就木，需要“内藤们”的国家来“拯救”。类似论调，加上中国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屡战屡败，中国社会陷入集体消沉，容易受其影响。为振奋精神，有一些知识精英就站出来反击，比如梁启超一生中多次反击过这一类的论调。他还专门写过广为传诵的《少年中国说》，喊出“国家与天同老”、“少年与国无疆”的口号。后来到1922年华盛顿和会前后，梁又为此怼过日本学者。除了梁启超，当时还有许多中国人怼出了名堂，比如在美国为华人发声的王清福，在西方世界怼出很高知名度的辜鸿铭。时至今日， “怼”依然是中国人反击种族歧视的主要态度和方式，今后也是。

梁启超像

二、康有为的“改”

很多国人都知道甲午战争以后，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为了救亡图存提出过“保种”、“保教”的口号。但是，大多数国人不知道，康有为实际上还有一个“改种”的主张。他在《大同书》里描绘了未来的理想社会的图景，这个“大同”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人种大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颜色同一，状貌同一，长短同一，灵明同一”。他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促进世界上的白、黄、棕、黑种族互相“通种”，最终使黄变白、棕变黄再变白、黑变棕变黄再变白。如此下去，用7百到1千年的时间完成一切变白的“进化”大业，人类迈入“理想时代”。

大家不要轻易批评他。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在他所生活的那个饱受“积贫积弱”困扰的中国，在那个以西方人为最高端的“进化论”肆虐的时代，这种看法的存在很普遍，它不过是当时中国精英们为了救亡图存而提出的一种设想。没有人能脱离他所生活的时代，康有为也不例外，知识界也不例外。这里不能一一列出来给大家看,实在是篇幅所限。而且，有些东西过于学术化，大家也未必看得进去。

康有为像

三、“霍四爷”的“打”

霍四爷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