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古代优秀政治家比较共同的做事理念。

天下之事，以实为本。鉴貌取情，因饰论质。

《道德经》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

《韩非子》解读《道德经》说：“道有积而积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实而实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泽而泽有事；义者仁之事也。事有礼而礼有文；礼者，义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

《韩非子》又解读说：“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 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由是观之，礼繁者，实心衰也。……故曰：‘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乎。’”

主旨很明确：

道有积而积有功，德者道之功。道者得其实。礼为情之貌，文为质之饰。鉴貌取情，因饰论质。法家所谓法术势，术者，所以得其实也。（韩非子主张取情去貌、好质恶饰，侧重点是取舍态度，就具体方法来说，还是要鉴貌取情、因饰论质）

做人有做人的套路，做事有做事的套路。如何为人处事，如何圆滑，如何得人欢心，那是人情上的事情。虚头巴脑的东西很多。但是要做事，就必须务实。

孔子也说，行有余力，可以学文。就提到这些纹饰的东西都要放在做实事的后面。先质后饰，绘事后素。所谓绘事后素，就是说绘画时的上色工作要在用用素描打底描边之后再进行。就是先质后饰的意思。用到做事上，就是先确定事情的实质，再玩花哨。所谓“上德不德”，其实是不拘于德。鉴其纹饰，别其所囿；务于其实，不羁于形。故曰，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无为者，为德而不为于德。无为而无不为。无不为，则德行广，德行广则所积多。德者道之功。道有积而积有功，功有实而实有光。得其实则有其功，积其功则有其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这就是中国古人的做事理念，以实际为根本，用虚名而不为虚名所累。

吕不韦是商人，一般认为商人都是简单逐利的。殊不知真正成功的商人，也要努力经营实际的业绩。虽然商业本身已经是寄生在实体经济之上的二层经济形势了，但是要做好商业，就更要深刻理解自己所寄生的实业的深层需要。吕不韦如果不能深刻理解当时社会实业的深层需求，那他就不可能把握住经济活动的脉搏，也就不可能按照商业规律发家致富。既然他能够把握住根本规律，那么他也就一定可以认识到财富的真正来源在当时主要就是农业。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并不是说彻底否定商业。就好像种植粮食，根就好像农，穗就好像商，不加强根，就无法获得穗，不掌握穗，那就白干了。果树没有根就不壮大，果树没有果就白种了。以实体经济为经济基础，以金融等寄生经济为盈利手段，这是生产秩序组织者所必须拥有的两个方面的基本手段。吕不韦这样一个大商人，必然具备这两个手段。

商人的主要社会功能是调配社会资源，国家的主要社会功能是社会共公共事务管理，二者有明显的重合部分。但是国家与商人的关系是这样的：商人在社会分工上侧重于对社会生产出来的既有物资进行分配，然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得不去指导社会生产以获取利益，从而最终演变成国家。

实际上商朝这个名字就非常有意思。一直都说商人这个名号是因为武王伐纣之后商朝遗民失去土地只能从事商业而来的，可是我怎么看都觉得商朝的意思就是一群商人把商业联盟搞成了国家。当然我就这么一说。

就吕不韦来说，作为一个大商人，他必然要组织社会物资的流转，那就必然要深入理解社会实业，也就必然要发展到指导实业生产所需商品的地步。如果他是个小商人，最多就是跑到牛家庄对杨铁匠说多打几个犁头好卖到张家村。但是他是一个豪商巨贾，就经常需要组织大规模物资流动。

所以，吕不韦经营帝王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战国末期商人企图间接控制国家、指导社会生产、获取巨大利益的行为。已经有了经营国家的意识。这样他更加重视实业，是符合他能力的正常表现。

说点题外话。

吕不韦经营帝王这种事情，在当时并不是孤例。在当时繁多的事例当中，有两个比较巧合的例子。

吕不韦辅佐了秦始皇，秦始皇统一了天下，楚汉相争的时候，吕公所选定的汉高祖刘邦又建立了汉朝。刘邦和秦始皇是同龄人（刘邦小三岁），算起来，刘邦要比吕不韦小了大概两辈（吕不韦比秦始皇大33岁，比刘邦大36岁）。而一件很巧合的事情是：刘邦的老丈人，他的长辈，是吕公。吕不韦是战国濮阳人（今河南安阳滑县），吕公是战国单父人（今山东菏泽单县），两地相距不远。现在没法确定他们之间是否有关联，所以只能谨慎地说，是个巧合吧。有网友分析汉初功臣集团的出身来源，发现汉高祖刘邦身边的功臣中，以近人身份崛起的功臣，大约一半都是吕家人以及吕家带的人。所以说吕氏当时明显有借壳上市、规避风险的企图。或者这样说：

在战国-秦汉之际，生活在昔日商朝核心区的、吕不韦这一时间段（吕公大约比吕不韦小一辈，吕不韦经营庄襄王的时候就比较成熟了，而吕公经营刘邦的时候女儿刚好谈婚论嫁，他要比吕不韦晚很多年）的吕家人，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建国立君，泽以遗世”的策略。而且他们还搞了两次，第一次立了秦庄襄王、秦始皇，第二次立了汉高祖。只不过比较悲剧的是结果都很不好，第一次吕不韦自杀以换取宗族安全，第二次吕雉死后吕家无人可用，吕家被族灭。这事儿很有意思，但是缺乏材料可以挖掘。如果吕家没有族灭大约会有很多信息传下来，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其他材料了。

吕家在历史上似乎很热衷于立君王。比如说，姜太公姜子牙，又名吕尚。周穆王时也是吕侯做了《吕刑》。但是自从吕后族灭之后这家就很少进入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了，后来主要就是吕蒙闪光了一下，然后迅速就病死了。其他时候高光得不多。